一位癌症患者的生死体验

 

一位资深的媒体记者,却因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——癌症,求医过程中的体验、观察,引发了对中国医疗体制的一系列思考。他是谁?他就是凌志军。

 

从发现肿瘤,到身体基本康复,凌志军走过了千万个中国病人走过的历程,体会到了中国式求医的特殊艰辛。他说,将这些经历讲出来,是因为“要帮帮这些癌症患者。他们是属于大家赛跑中突然摔倒的人,每个人都在往前跑,谁去看他们一眼呢?如果我不是生病,我也会匆匆忙忙往前跑,生怕被潮流落下。但现在,我和他们在一起。”就从这样一个人,一场病,一次不寻常的体验和思考开始。

 

我不喜欢轻率、傲慢和自以为是的医生

 

2007年2月7日,在上海刚刚完成了一本新书的写作,凌志军昏昏睡去,却在头晕目眩中醒来。恶心、头痛、天旋地转,让他这个几乎从来没得过病的人感到了问题的严重。回到北京后,一系列检查告诉他,他患上了肿瘤,脑子里有,肺里、肝里也有。那好似晴空霹雳的一刻,让凌志军感觉到平生第一次离死神那么近,由此开始了漫漫求医,也是求生路。

 

问:任何人身体里发现了肿瘤,遭受的打击都是巨大的。在经历了震惊、绝望和怨天尤人之后,你是从什么时刻开始审视医生这个群体的?

 

凌志军:发现颅内有占位病变以后,我们去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挂了一位知名专家的特需号。耐心等了3个小时,终于在下班前几分钟见到了他。他只看了我一眼,便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我的核磁共振片子上。我当时强打精神,试图叙述我突然发作的症状,可是他对我的话不感兴趣。他的热情似乎只在向他对面的年轻医生侃侃而谈,对我视而不见。我发现,他不相信病人,只相信机器,相信那张没有色彩、温度和生命的胶片。

 

当我妻子急切询问颅内和肺内的占位是否有联系时,这位专家却带着嘲弄和不屑反问一句:“你想让它有联系,是吗?”我没有想到,他会用这种方式回答一个他也说不清的问题。那天,我和妻子在忍受了路上颠簸、漫长等待和期待之后,得到的仅仅是一张“专家门诊挂号费票据”,以及一篇“演讲”、一个“问号”和一个模棱两可的“待除外”诊断。有了这一番经历,我才意识到,原来病人的倒霉事还不只是疾病本身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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